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

　　亲爱的孩子：

　　五个星期没接到信，有点焦急。首先想到你是否太累而病了。今日接二十五日来信，心里的石头才算放下。

　　这一晌我忙得不可开交。一出门，家里就积起一大堆公事私事。近来两部稿子的校样把我们两人逼得整天地赶。一部书还是一年二个月以前送出的，到现在才送校，和第二部书挤在一起。政协有些座谈会不能不去，因为我的确有意见发表。好些会议我都不参加，否则只好停工、脱产了。……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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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是否参加莫扎特比赛，三天前我又去信追问，一有消息，立即通知你。来信说的南斯拉夫新闻记者关于宗教问题事，令我想起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中的事。记者老是这个作风，把自己的话放在别人嘴里。因为当初我的确是吓了一大跳的：怎么你会在南国发表如此大胆的言论呢？不管怎样，以后更要处处小心。…………